2015年1月4日    来源： 薛船长在上海

  1873年11月23日由于国际间疫病流行，上海海关税务司向北京总税务司赫德汇报，将委派医官詹梅逊登轮检查世界各疫港来船以保护本地公共卫生[1]。自1873年起，上海海关开办检疫业务，1894年迁到外滩海关新署。中国政府在1930年7月1日上海建立全国检疫管理处，伍连德任第一任处长。伍连德这个人很了不起，1919年-1920年东北霍乱继以鼠疫大流行，疫情的扑灭，伍连德居功至伟。已批露出来的资料，他曾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

    之后，中国卫检再也没有一位如此层次的专业人士居于领导位置。

沦落到如今，出现中国海员两次体检、两次抽血、卖菜的一天3次肛检等等异象绝非偶然，也不可推诿为胥吏所为，甚至说卫检领导刻意为之，某种程度也有失偏颇。

1、改革若顺势而为，事倍功半

    《孟子》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2]改革虽说有攻坚一说，但很多时候需要乘势，也需要等待时机。

    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梁提出废科举，面临非常大的阻力，根本改不下去，后办京师大学堂，1902年由张謇开办第一所师范南通师范学校开始，各地设立师范学堂，广泛进行小学教育，读书人有了出路，到1905年取消科举，基本没有阻力，水到渠成。

    改革的时机有时稍纵即逝。《2006海事劳工公约》国内履约时，就应明确船员体检一个部门执行，若海事局负责履约，那《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就应同时废止。若由卫检部门履约，那就由卫检按公约要求做好履约整改。绝不应出现多头管理的乱象。

2、为何卫检出现强烈反弹

    为何出现总理强压都不见效的现象？没解决好出路，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行政，很多时，不是凭“老子有枪”就行的。1930年江苏如皋县长刘昌言经常下乡，带回的可不是土特产，每次都带回几颗人头，悬挂城楼示众，有人说其杀良冒功，一次下乡没杀到人，一发怒从监狱拉出8人到南门外处决。[3]这的的确确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历史，也不过相隔数十年，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此高压与恐怖效果也不明显。

    在民智已开的社会，对百姓、对下级官吏不是剿、也不仅是抚的问题，而是经过适当的程序，最低层次，在法律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高些层次在宗教上，在传统儒家学说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真正意思是群众赞同的，就要执行；群众不理解的，就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可能是断句有问题，这句话很多人有误解。

    有亲友从卫检领导岗位退休，记得十几年前，谈起卫检改革时，淡淡然地说，卫检是一正二副，动植检是一正三副，商检是一正六副，合并在一块，卫检没有主导权，商检路子野。对船舶来说，打交道的基本还是卫检。在亲友及其同事以身作则下，这个省的卫检还不算离谱，没有出现如北方某些港口卫检垄断供伙食，连船东买青菜也不让的丑事，也没怎么看到象南方某些港口卫检非得说食品盒装菜不合格，一定要用食品袋装，并处以罚款的丑事。逮着蟑螂就象发现金矿的丑态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屡见不鲜。

    对于船员体检，我觉得卫检坚持不懈的的一个原因是那么多原先给船员做体检的人怎么办，我估计有近千人，并不仅是为了收每人几百元的体检费。改革方向是建立小政府与原先已越做越大的政府里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形成的矛盾不可调和。本人在“改革呼唤领袖乾纲独断[5]”与“只能是待到国家养不起城管之时[6]”两文中有详细阐述。

3、缺乏司法救济渠道

    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不是你的权利，船员、船东需要的是法官裁决，哪怕不公平，稳定的判罚让所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连道理都不敢讲，红头文件只能沦为胥吏上下其手的工具。最近十多年，争取企业权益上，有发言权的国有企业是缺位的。李克麟当上海远洋总经理时，就与宁波卫检对薄公堂^[7]，挑战过《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明书》。对李克麟个人的臧否我不置可否，但对于其愿意抗争，我佩服之至。

    从北京鑫裕盛公司的叶镇藩船长写的《也谈船员体检应该去哪？》[8]一文，批驳卫检许剑鸣先生《船员体检应该去哪儿？》[9]，很容易看出，卫检系统官员对法律、对国际条约的理解比远洋船长要差一个层级。卫检系统已沦为了一个封闭、固化的系统，与当今法官、检察官无力与律师对抗一样，动物园的狼怎么能与野生狼相抗衡。大记者杨海鹏先生认为，与89年之后，越来越少的精英进入体制有关。我认为，是与传统有家国情怀的文人秉持的“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10]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11]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2]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13]“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14]，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5] 等等传统儒家理念有直接关系, 这方面儒家传统与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有相似之处。当然，也有说法，御用文人如夜壶，需要时拿来用用。体制祭出的利器是“老子有枪”， 前文我论述过，有枪，用途不大，相反倒行逆施，出来混的很可能以后会还，作恶的人鲜得善终。

    在国有企业不愿意与卫检抗争，当然可能也有类似如边防对国企船东的收买之类的因素^[16]，对于船东、船员最厉害的枪其实是行政不作为，也就是你不按我说的办，我不给你船离港，也不出具任何书面材料，最狠的还是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法院还不会受理。

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7]”，古代的明君、昏君都不肯让农民失去时节，现今的公务员动不动就不让船开航，可见堕落到何等程度。

4、根源在于立法水平根不上去

    在古代，人治社会，官员的个人素质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着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统治成效。然而当今西方社会，对官员的个人素质要求并不十分高，也就是庸才是可以当公务员的，但是，那必须有高素质的议员来把关与臧否。中国与发达国家官员素质差距或许不明显，但是议员素质相差何止千里。

    我想对于《2006海事劳工公约》在中国的履约，如果由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来做准备，交由人大常委会表决，绝不会出现今天这么多故事，更不会出现总理压也压不住的现象。

    近读史，发现晚清体制内有很多优秀官员，很多体制外的优秀人才也能为体制所用。1902年朝廷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18]。这是很有意思的组合，沈家本是律学世家，父亲长期任职刑部。伍廷芳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现在很多法律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放在现在法律框架下，要不要两次体检，交由法官裁决即可，对于乱行政，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其实很容易厘清！叶镇藩船长已写得很清楚了。

今天社会，法制比民主更为重要，要避免滑入菲律宾的深渊，数年过去，菲律宾马京达瑙省安帕图安家族屠杀五十人，一人都没被判刑，只有几个人在牢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新加坡的制度由李光耀律师设计，一样高效廉洁。

当前社会主导的矛盾是：建立小政府的改革方向与业已越大做强的政府里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的矛盾！